大家晚上好！很高兴和密云的诗人朋友们谈诗，但愿这次微信交流我们共同有所收获！
既然说诗，了解一下当前诗的生态环境很有必要。当前诗坛有不如人意的地方，八十年代流行：饿死诗人！今天流行：打死不做诗人！这反映出群众对诗歌的态度。应当承认，在物欲大于精神的当今，大河奔流，泥沙俱下，出现了不少劣质产品，这是客观现实。诸如劣诗获大奖之类，淫诗登大雅之堂的现象。诗歌蒙羞，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悲哀。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可用三句话來概括：导向缺位、诗人不尊、批评失衡。余秀华的《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、包括淫诗、低下的诗歌获大奖，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。不得不承认，诗坛的几根粱柱和少数诗人，在物欲横流面前，当了俘虏。因此，重申几个定义很有必要：
一、关于诗和诗人
诗是什么？诗是独立存在的特殊文体。它从诸多文体中脱颖而出，精灵、秀美，发声、发光，有画面，有律动。分行书写，独树一体。
诗是诸多文体头上的贵冠，它來自古老的文化之河，走进庙堂，唱儿响祭祀，因此，诗是神圣的。所以我说：“净手更衣而为诗，诗是神的造物主，岂有不敬尔？”其实，诗的门坎很高。今天写诗的比读诗的多，是文化的进步？还是嘲笑了诗歌？
说诗人。诗人是独立生存在大地上的圣者和歌者。诗人是一个民族语言的智慧与光芒的开拓者，精神与情怀的捍卫者。诗人应该具有独立的意识和精神品格，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元素。诗人应该保持一种独立的、自由的、责任的精神稟赋和人格姿态。泰戈尔说，诗人是每天送给我们面包的人。
诗人的全部责任：倾听和倾诉。他匍匐大地倾听来自生活底层、來自远方的声音，他感应大河之汹涛、高山之巍峨，以跪地拜天之状倾诉世界的美好和悲欢，指认光明和黑暗。
诗人是自己，又不是自已。他首先是精神的殉难者、又是精神的塑造者。有的大诗人不仅仅是诗人，同时，又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领袖。
诗人用诗与世界对话，心由已出，诗泽天下。一言一语，必向美而歌，向善而歌。尽管有个人的恩怨情仇、悲欢离绪，但必须具有普世价值意义，甚至引领意义。
我说过，“天才诗人总是把天上的彩虹和地上的石头搅拌，为人类精神砌成哲学之墙。”啥意思呢？是说诗人的大气、胸怀、超越、智慧。
不怕生活平淡，就怕因循守旧;不怕眼睛生小，就怕目光短浅。诗人匍匐而行，仰天吸纳，都是为了完成诗的使命。诗人的每一首成功的诗，都不是敷衍，都不是止步于短暂的愉悦上，而是他对经历、苦难、悲痛、生命的再回首。所以，彩虹和石头搅拌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显现生命的本真。
二、现实生活”和“诗歌现实”
目前，有许多诗人被一个误区所迷惑，认为写自已身边的生活了就是反应了现实。因此，短暂的疼痛，瞬间的小感觉，纷纷入诗。什么门把手、女人内裤、蚂蚁搬家、乱蛇过路，都写成诗歌咏颂一番。他没明白一个道理：当生活走进诗时，有一个华丽转身，这个转身就是矿石变成镭的过程。诗不是复述筒单的生活，而是复活生活本质，复活，啥叫复活？几十年的经历细节，该死的必然死去，那些有生命意义的细节是要复活的。
这里可以拿琴墨的诗《妈妈，今夜我给你唱“日不落”》做个分析。这是原野大赛的获奖作品。从选题看来是惯常的，但从表现上却是非常的。非常在一个中秋节——圆月，非常在语言的切割上。“这圆，/又一次占去了母亲最后日子里的,/一小片天地,/这一寸一寸的侵占啊,/这一个一个黄昏的沉重，/这一根一根夜色里生出的芒刺，/我不知道怎样为她抵挡迫近的速度，/这一天紧似一天的抵达和挤压，/这芒刺，/这圆月里苦苦的甜。”诗人紧紧抓住圆月、芒刺这两个具像，向母亲这个主体深深挖掘，层层递进，最后推进到“妈妈，今夜我给你唱《日不落》”，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崭新的诗的天地。
日常生活走进诗就是这么完成的。从中我们窥见到作者拿揑生活的本领，以及运词造句的机智。
还有诗人蔚翠的《麦茬一样的时光》，“仅仅半天功夫，/我就走完了麦子的一生。”同样精彩。时间的关系就不展开了。
三、从琐碎中抽身，把目光投向远方，投向心灵安身的地方
写琐碎的多了，写花花草草的多了，写女人指甲的多了。写的再好，也写不出宏观、大气的杰作出来。起点或者视野不对。比如花吧，我们只看到它的颜色，没看到花的内心，既便参入也是浮光掠影。小情小调是形不成主旋的。杜甫就有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。都是写乡愁，余光中的“乡愁”就别有一番新意：乡愁是一张邮票、一张船票、一座坟头。有不可复制性、不可超越的艺术价值。
话又说回來，小事物、俗常事物，就写不出大诗吗？也不尽然！那要看诗人的造化。瑞典女人奈莉．萨克斯的《烟囱》就写出了大手笔。烟囱司空见惯，但诗人写的烟囱是火葬场焚烧犹太人的烟囱，它被人操纵着，便变成了杀死以色列的屠刀。诗人的独立思考，赢得了诗的胜利。
四、打碎自已再拼接，脱胎换骨，蜕变一个新“我”
过去追加我们心灵的东西太多，束缚了手脚，和时代的要求己成障碍。由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心灵上糊了几层报纸，必须一层层揭掉。尤其是过往的强势力量的烙印太深，不揭掉就难于和时代唱和。
我是新中国诞生后的60年代开始写诗的，包括”文革”期间也没间断。应该说这个时期锻炼了、加厚了我的革命热情，但同时付带了公式化、概念化的禁锢，新诗的政治倾向淹埋了艺术生命。76年以后到80年代才得以解禁，诗人们觉醒了，才有了新诗的良好开端。
我的脱胎经历这么几个过程：从四行一节，从一韵到底，从单一线型，从说教训导，从命题宣传，从自我意识觉醒到诗意主宰，从个人意志到国家命题，从狭义的小情调到宏观的大格局。一步步走来。才走出长诗《遵义诗笔记》《烛火之殇——李大钊诗传》《跪你一千年——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》。
诗评家们说：三部长詩都有不可复制性的要件。“娄山关的高度，只有鹰知道！”“把军衣撕成两片，一片做船，一片做帆。把肋骨抽出两根，一根左桨，一根右桨。”我要过江！[烛火之殇]的对于李大钊“父亲”的定位，是独一无二的，贴切而诗意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首先肯定的是绿岛，他有两部专著，一是《峭岩诗歌审美向度和历史定位》，二是《峭岩长诗审美嬗变与突围》，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道。可以说，今天的我和过去的我，是决然不同的我。
五、关于语言、构思、哲理和其他
关于语言。一首诗的成败，很大程度决定语言，再好的构思若没有生动形象的语言，也会失去光泽。应该说，今天的诗人更大胆、更开放，因而更接近诗语的本真。如：“花儿站上枝头。”“阳光长在你的声音里。”“走向坟墓的路，越走越瘦。”
关于构思,是蓝图，一首好诗必有好的框架支撑。好的构思包括启承转合，包括角度（开脸）、主体语言设置、绝妙的意象布局、意味深长的结尾〔合〕。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但好的构思，必定来自对生活的理解，对已有诗的把握，创新的勇气。
关于哲思，一向是诗的筋骨、诗的灯塔。古今中外，概莫如此。哲思来自深度的思考、高蹈的宏观的姿态、哲人的思维归纳。一句话，是诗人对大千世界的告白、对混杂人生的警示、对漫漫前程的坐标。
哲思來自经验的过滤。臧克家的诗《有的人》就是例证。“有的人已经死了，但他还活着……”这种充满辩证法的归纳，肯定是饱经沧桑的老者所言，孩子是写不出来的。
作者简介：峭岩，原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兼编审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、政委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、《华夏诗报》执行总编辑、国际诗人笔会副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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